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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后張學良給中共中央的一封急電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

作者:孫 肖

來源:中國檔案報

2019-10-29 星期二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給中共中央的一封急電。 中央檔案館藏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為了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發動“兵諫”,扣留正在西安督促“剿共”的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捉后,張學良于當日凌晨寅時急電中共中央。電報說,“蔣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字里行間透露出張學良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擔憂,并對中國共產黨予以寄望。電報末尾署名“弟毅”,“毅”為“李毅”,是張學良的化名。這份電報現存于中央檔案館。

????西安事變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華北事變后,日本步步緊逼,民族矛盾上升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站在民族大義的高度,提出在停止內戰的旗幟下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表明黨已從抗日反蔣開始向逼蔣抗日轉變。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重在一個“逼”字,就是要對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迫著不愿抗日的蔣介石走向抗日。在中共中央正在為“逼蔣抗日”作出種種努力和嘗試時,國民黨將領張學良內心也備受煎熬,因為他主張“第一敵人是日本人”,“攘外則內自安”,而蔣介石卻主張“第一敵人是共產黨”,“攘外必先安內”,先剿滅共產黨,然后再抗日。1936年10月,蔣介石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12月4日,蔣介石再次來到西安部署“剿共”,對張、楊下達最后通牒:要么剿共、要么調離。張學良、楊虎城出于民族大義,不愿與紅軍開戰,連續幾天,反復勸說蔣介石接納抗日主張,但均遭到蔣介石斥責。張、楊二人感到除發動“兵諫”以外,已別無他法。換言之,西安事變是被“逼”出來的,張、楊二人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對于西安事變的處置,中國共產黨方面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和共同抵御外侮的愿望出發,希望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以便實現全國的團結抗戰。在接到張學良的電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開會研究部署應對方案,并由毛澤東和周恩來發出復電,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商量大計。當時國民黨黨內對如何處理蔣介石,出現了分歧。西安事變如果解決不好,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國內戰爭和民族災難。12月17日,周恩來飛抵西安,與張學良商談解決西安事變,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五項條件,包括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展人民抗日救國運動等。19日,中共中央進一步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23日,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方面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周恩來也參加了談判。兩天談判后,雙方達成釋放蔣介石的六項條件:(一)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的關系;(六)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24日,周恩來會見蔣介石,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次日,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迫使國民黨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結束了長達10年的國共內戰,為其后國共第二次攜手合作,進行全國抗戰創造了條件,成為中國由國內戰爭走向全國抗日戰爭的轉折點,也成為中華民族命運轉折的一個樞紐和關鍵。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9年10月25日 總第3441期 第一版

 
 
責任編輯: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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